《幽闭岛》：创伤、解离与逃离无法承受的自我
和来访的工作中谈到创伤、对创伤经验的心理防御，以及心理防御能够达到什么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谈到了Leonard演的《幽闭岛》（Shutter Island, 2010)。
Session 过后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卫生所有从业者看的一部电影。
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幽闭岛》（Shutter Island, 2010）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心理学问题：当知晓真相可能摧毁那个必须面对真相的人时，会发生什么？在侦探故事的表层之下，是一场关于创伤性丧失、内疚，以及竭力维系一个尚可赖以生存的身份认同的悲剧。主人公（Leonard扮演的 Andrew Laeddis/Teddy Danniels) 所做的，不只是回避一段痛苦的记忆。他重新改写了自己与那段记忆之间的关系。那场看似通向真相的调查实际上是在保护着他，使他不必发现真正的自己是谁，在自己过去发生过什么，在那个过去里自己真正做过什么。
这里涉及一个精神病学的诊断解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这一障碍涉及原身份认同的中断、不同的身份状态的出现，以及超出普通遗忘范围的反复记忆空缺。故事中的人物拥有另一种身份，本身并不足以确立这一诊断。《幽闭岛》以虚构的方式，将创伤性侵入体验、解离过程、幻觉，以及复杂的妄想系统交织在一起，所以，《幽闭岛》中主人公的美国联邦执法官（US Marshall，as Teddy Danniels-泰迪·丹尼尔斯）更像是他一种妄想，就好比精神分析症病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化身一样。所以，我们主要用这个虚构的电影来探究丧失、愧疚等体验在心理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影片最初将泰迪·丹尼尔斯呈现为一名美国联邦执法官和他的搭档查克. 奥勒（Chuck Aule），前往阿什克利夫精神病院（Ashecliffe Hospital）调查一宗病人失踪案。在寻找失踪病人的同时，影片中反复出现一些幻觉场景，比如他亲爱的妻子跟他交谈，以及他的创伤性的“回忆”，包括他的妻子因为一个叫做Laeddis的纵火犯，他的妻子死于火t灾。还有在他参与解放德国集中营时所看到的犹太人被残杀后尸体堆叠的镜头。在其中的一次回忆/幻觉中，他看的集中营里死去的母女复活，那个女孩对他说: "You should have saved me. You should have saved us." (你应该救我的。你应该救下我们所有人。） 开始以为那是他的战争创伤的“后遗症”，后来才看懂那是一直折磨他的内心独白。
影片的核心揭示是：他实际上是医院的患者安德鲁·莱迪斯（Andrew Laeddis)，那个他一心要找到的另一个病人，要给他的妻子报仇的”另一个人“。他的患有抑郁症的妻子多洛蕾丝（Dolores Laeddis）溺死了他们的三个孩子，而他在极度悲伤之中随后开枪杀死了妻子。他所认同的调查者身份，将这场灾难重新组织成了一桩发生在他人身上的谜案。那个寻找危险罪犯的人，同时也是那个无法承受认清自身历史的人。这些核心人物关系与情节揭示，构成了莱塔·卡洛格里迪斯（Laeta Kalogridis）剧本的重要内容。
因此，安德鲁的困境远远不只是记起发生过什么。记忆的恢复意味着，他必须承受几个令人崩溃的位置：失去三个孩子的父亲，深爱着一个精神状况严重失常的女人的丈夫（而他忽视了妻子的精神状况），相信自己未能保护孩子的男人，以及杀死孩子母亲的人。每一个位置都是难以令他忍受的。爱难以与恐怖共存，哀伤与愤怒纠缠在一起，承担责任则与对自己的全盘谴责混为一谈。他的防御性世界，将那些他无法同时容纳的部分隔离开来。
那是心理上无法承受的创伤啊！安德鲁无法接受这些事实，因为承认它们会威胁他作为一个人的连续感--他是个父亲却没能保护孩子，是个丈夫也没能保护妻子（没有给妻子治病），他深爱他的妻子却亲手杀死了她！他是个执法官却犯下了谋杀之罪！他必须承认，自己深爱的生活已经终结，而自己也是导致那个可怕结局的部分原因。问题不再只是：“经历了这些，我怎样才能活下去？”它进一步变成了：“如果这一切发生过，而且我做过这样的事，那么，我究竟是谁？”
泰迪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他妄想出一个截然相反的身份--泰迪.丹尼尔斯--他仍是一个联邦执法官，但不再是安德鲁。他目标明确、能力出众、具有道德动机，而且能够采取行动。安德鲁遭遇灾难性的无助，泰迪则展开调查；安德鲁面对内疚，泰迪则辨认罪犯；安德鲁已经无法挽救自己的家人，泰迪却仍然可以想象自己能够拯救某个人。他的新身份，将被动承受的痛苦转化成了一项可以主动执行的使命。
由此，他的防御性建构便具有了可以理解的心理意义。它保存了那些受到创伤威胁的自我的一些方面：能动性、善，以及发现邪恶并加以惩罚的信念。虽然这个世界--那个处于孤岛的精神病院隐藏着“可怕的真相”，却是有原因、可追踪、可接受的。对于安德鲁而言，这样的世界或许比妻儿死亡且自己难辞其咎更容易承受。最重要的是，他是那个站在正义一方的能够采取行动纠正错误、惩罚罪恶的人。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是身怀愧疚且知道自己应该得到惩罚的，只不过他化身为正义之士来寻找那个罪恶的Andrew Laeddis。
然而，妄想出来的”现实“从未真正摆脱原来故事的本身。它反复接近那些它原本试图遮蔽的主题：失踪的人、处于危险中的孩子、无法接近的女人、危险的男人，以及隐藏在机构高墙（象征他自己筑起的防御之墙）背后的真相; 而那个他不顾一切要到达的灯塔，正是他那么用力地排除于自己意识之外的真相。他的心灵重新排列了那场灾难，却保留了它的情感结构。他成了自己痛苦的调查者，只是无法认出那份痛苦属于自己。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是遮蔽与表达之间的一种妥协。创伤的历史不断推动着自己被认识，而防御过程则改变了这段历史的归属与意义。由此形成的叙事既揭示，又掩盖。只要安德鲁能够将自己的故事体验为别人的故事，他就可以继续追查下去。也正是为什么他被“治愈”之后，又会一次次地复发，因为痛苦太过强烈，真相太过折磨人，必须逃离，逃离到自己编织的环境里去。
解离与妄想是不同的概念，在影片中这两个概念紧密交织，解离涉及体验整合的中断，妄想则涉及在存在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的信念。解离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体验与其归属之间的分离。虽然安德鲁的精神病性非常明显，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解离。从解离的角度理解影片，安德鲁的各种体验之间缺少充分的连接。他的历史以某些形式存在着，但这些内容与他日常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之间的联系却发生了中断。
影片通过视觉与身体语言，使他的挣扎变得可以感知。这是我建议治疗师和精神卫生工作者观看这部影片的原因之一，因为有的人接触过解离、妄想、幻觉的概念却没有机会接触真正的病人，而电影通过电影语言给我们提供形象的解读。安德鲁的痛苦以恶心、头痛、躁动、梦境和令人不安的意象出现。他的身体似乎先于他的意识感受到心理的冲突和危险。从电影的表达来看，这意味着，即使他无法/不敢承认过往发生的事情及其对自己的影响，过往仍然持续地对他施加着压力。
电影里也有很多象征性的场景。电影故事发生在四面环水的孤岛，水对男主具有强烈的情感刺激作用，因为他的孩子就是被他的妻子按在水里淹死的。电影有很多水的镜头，海水、灯塔周围的水，磅礴大雨的水...还有他被大雨浇透的镜头，象征着他下湖捞起孩子们时被水浸湿的自己和孩子。
火则和他妄想想象中关于丧失的另一套叙事有关，即他的妻子是被一个叫做Andrew Laeddis 的纵火狂放火烧死的。在他用幻觉和妄想编织的世界里，他一次次点燃火柴，寻找那个Laeddis，还有山洞里闪烁的火光，被他焚烧的汽车燃气的熊熊火光。火是他心里的怒火，同时也是他的希望之火，生命之火。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为人类从奥林匹斯山偷取火种，赠送给人类。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燧人氏受啄木鸟的启发，发明了钻木取火，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人类因为有了火，有了文明，每当有某种事物促进某种重大改变的时候，我们都比喻它是xx的火种。可见，火和进步及希望相关联。但火又是具有极大破坏性的食物，中国有句话叫做“水火无情”，一旦其实万物莫挡。
当然，我们不必将这些意象简化为一套固定的象征密码，它们的力量来自它们如何在氛围、记忆和防御性的重构之间流动。电影里面整座岛屿成为一片心理边界不断受到威胁的地景：风暴冲破屏障，水侵入空间，被老鼠（象征可怕但不清晰的存在，亦即被他压抑的真实记忆）占据的岩石，而那些看似牢固囚笼也一个个打开。
安德鲁的战争记忆进一步使这片心理景象复杂化。影片将集体暴行与私人灾难并置。我们不必将两类经历视为相同，却可以将它们的相邻出现理解为无助、恐怖，以及对人类残酷性和人类苦难的不断追问。他所挣扎着面对的，是一个失去保护的世界，以及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
内疚是这场挣扎的核心。安德鲁相信，自己未能充分回应多洛蕾丝精神状况的恶化是家庭悲剧的源头。我们不应不加审视地接受这一信念，仿佛它足以证明他本来能够阻止一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自责可能包含着一种痛苦的、试图保留控制感的努力：如果灾难是因为我的失职而发生的，那么，一个更好的我也许就能阻止它。绝对化的内疚，由此可能防御着另一种同样无法承受的认识——一个人拯救所爱之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
影片中其实多次暗示他的全能自恋：他懊悔没有阻断悲剧的源头，他想拯救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他想找到那个罪魁祸首--那个67号病人--他似乎相信就是那个导致他所深爱的妻子死亡的罪恶滔天的Laeddis。却不知那个就是他自己，他的无意识知道，那个人，他自己，是应该受到惩罚，应被狠狠惩罚的人。
从克莱因的视角来看，困难在于：如何让爱与恨、善与破坏性，在同一个自我、同一个所爱的客体之中发生联系。多洛蕾丝既是安德鲁深爱的女人，也是杀死他们孩子的母亲。安德鲁既是一个遭受毁灭性打击的父亲，也是杀死妻子的男人。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他也陷入无尽的孤独，时时刻刻通过想象的对话和她保持连接。整合意味着，他必须哀悼并承受这些矛盾，而不是逃入一个完全无辜的自我，或一个彻底如同怪物的自我之中。
在这里，内疚与羞耻的区别尤其有助于理解。内疚可以指向一个行为：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 羞耻则可能成为对整个身份的判决：我是一个可怕的人。 当内疚不再为一个仍可继续生活、哀悼或接受照料的自我留下空间时，安德鲁的悲剧便进一步加深。此时，认清真相使他不能开始哀悼，而是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资格以及仍可与他人相连的资格被彻底摧毁。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影片的最后放弃抵抗，（暗示）接受了脑叶切除手术。
影片中的治疗情节提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揭示真相就足够了吗？考利医生安排了一场复杂的角色扮演，试图让安德鲁沿着自己虚构的叙事走下去，直到其中的矛盾变得无法回避。作为戏剧安排，这使侦探故事与治疗故事合而为一。但它不应被视为当代创伤治疗的范本。揭露真相必须考虑病人的耐受能力，这是需要临床经验进行合理判断的范畴。
从心理层面来看，这场实验暴露了事实上的认知与情感上的整合之间的距离。安德鲁可能短暂地辨认出发生过什么，却仍然无法承受这些事实的意义。信息可以在一瞬间抵达，但与之共同生活的能力，可能需要漫长得多的过程。一种曾经使一个人不至于崩溃的防御，不会仅仅因为有人证明它不符合事实，就必然能够被放下。而这正是常常给我们带来临床挫折感的一件事情。
从关系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更深层的治疗任务，是让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陪伴之下，逐渐能够承受对真相的认识。安德鲁能否遇见一个既承认他负有责任、又不将他缩减为怪物的人？他的哀伤能否被接住，而不被要求立刻变得条理清晰？当他面对自己最想否认的部分时，他能否仍然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存在于另一个人的心中？影片打开了这些诠释性的疑问，却没有解决它们。
最后一场戏使这种不确定性变得格外令人心碎。安德鲁似乎重新退回了泰迪的身份，但他提出的那个问题——作为怪物活着，还是作为好人死去，哪一种更糟——暗示了另一种可能：他也许已经理解真相，却宁愿通过脑叶切除术所预示的自我丧失，来结束持续的清醒痛苦，还是返回到防御的精神病性解离状态呢？
《幽闭岛》呈现了一个通过改变“由谁来承受这段历史”而求生的故事。泰迪作为联邦执法官的调查给了安德鲁活着的目的，同时也使得他与哀伤保持着距离。然而，失去的孩子、既爱又恨的妻子，以及被判定有罪的自我，仍然不断出现在那个原本为排除它们而建立的故事之中。
影片最深刻的问题是一个人能否以及怎样带着创伤、带着痛苦而生存？从这一角度看，康复需要的不只是揭穿幻象。它还需要一种与记忆、责任、及他人相处的方式，使安德鲁，以及美国人，能够承认发生过什么，能够有力量承担自己行为的责任，能够在重大创伤之后保持自我的相对不破碎，并有勇气把从苦难的深渊里拔出来并把苦难的人生之路走下去。
另外，这部电影对观影者的冲击也非常之大。它使观影者不断地在真实和虚幻两个“现实”间挣扎、切换，观众的现实感也不停地受到挑战。从电影开始Teddy和Chuck两个人出发去幽闭岛，直到他在灯塔里面“意外地”和医生会面、对话，相信大部分人都觉得前面是真的，他真的是一个联邦执法管，真的是来调查病人失踪案的，岛上的工作人员都是某种罪恶的合谋者，而且岛上真的在发生不可告人的秘密罪行，通过洗脑、手术等操纵，迫害病人，不从者就强迫他们服用精神病药物，使之丧失神志，再不行者就施行脑叶切除，作为惩罚，也是试验。而Teddy则是正义化身，不顾艰难和自身危险也要找出罪恶之源，还有那个导致他妻子死亡的罪魁祸首。甚至医生最后的解释也令人不可确信，怀疑那真的是他们圆谎的说辞。结尾也蛮含糊其辞，可能是故意留的悬念，让你拒绝回味的。但细心的观众会从电影中穿插的回忆，幻觉、回闪，还是能知道前面确实是个角色扮演，是医生尝试把他拉回现实--他无法接受的现实和自我--的尝试。
当然，如此戏剧化的安排只能出现在电影当中。
(Francy Wang 版权所有，欢迎转发。
Francy Wang是一位资深精神分析师和加拿大安省注册心理治疗师，提供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咨询、和临床督导。如感兴趣，欢迎联系：邮件:fwtherapy100@gmail.com，微信: FrancyWang-Toronto)